“南陽諸葛廬”中的河南南陽，就是劉炯天的老家。在劉炯天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之前，這里已經走出了14位院士，因此，劉炯天對家鄉充滿自豪。

這幾天接到的電話中，最讓劉炯天高興的是家鄉人打來的。“因為各種原因，我已經有10年沒回老家了，很想念家鄉。”劉炯天說。

中國礦業大學副校長劉炯天，“新科工程院院士”，現在媒體都這么稱呼他。

“最近工作有些忙，也沒上網，這幾天晚上連新聞也沒看。”劉炯天說。

劉炯天的確很忙，得知自己入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的當天下午，他正在試驗室里翻材料，接著開了一個會，大家握手向他表示祝賀。晚上回到家，妻子張淑娟給他炒了兩個菜，拿出自己釀制的葡萄酒。

“比我想的好喝多了，不僅味道不錯，而且品質絕對過硬，我喝了不少。”劉炯天這樣夸獎妻子。

家中只有他和妻子，女兒已經遠赴美國讀書。“自己考上的，沒用我操一點心。”劉炯天緊接著又補充了一下，“其實也離不開我對她長期教育的功勞。”說完，自己笑了。

記者發現，劉炯天的頭銜很多，進辦公室的人對他有不同的稱呼：劉老師，劉校長，劉院長，將來還會有人稱呼他劉院士。

“在學校里，我的老師對我直呼姓名，我帶的碩士、博士研究生管我叫老師，以前在化工學院當院長時，學生叫我劉院長……至于劉院士，還沒人這么叫。”劉炯天說，對于以后可能面對的這個新稱呼，他還得“找找感覺”。在他看來，院士這個稱呼將賦予他更多責任。

他主持國家“863”項目和國家重點技術推廣項目，“九五”以來主持多個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，獲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等省部級及以上科技獎15項，全國模范教師、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人選、中國青年科技獎獲得者、江蘇省“十大”杰出青年、江蘇省青年科學家獎獲得者、江蘇省“333工程”首批中青年首席科學家、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，先后獲得了第七屆光華青年獎、孫越崎能源大獎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稱號。

讓人感嘆的是，劉炯天今年剛剛46歲，低于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平均年齡。

奮進者

1963年，劉炯天出生在南陽市內鄉縣，父母是教師。劉炯天笑言，他這輩子與學校有解不開的緣分，生在學校，長在學校，工作還在學校，有點“過度單純”。

父母的求知若渴影響到了劉炯天，當時，家里也沒有大面積的土地，劉炯天偶爾幫著父母干點家務活，種種自留地里的菜，其他時間都用來看書。從小學到初中，他沒有讓父母操過心，還照顧著弟弟妹妹，直到14歲考上了高中，開始獨立生活。

“可以說，我的一生受老師的影響很大，過去和現在都如此。”劉炯天提起了他高中時的老師，“小時候，我寫了篇作文，關于農民收麥子的過程，老師夸獎我寫得不錯，然后問‘是你自己的親身感受嗎’，我撒謊說是。其實我家沒有地，我也沒參與過收麥子，就是看農民勞動的場面，有感而發。老師知道后又把我批評了，他的話我記得非常清楚，他說寫作文和做其他事情一樣，把親身經歷寫下來，才能打動人，沒有親身經歷，怎么能寫出深刻的內容？”

這件事在大多數人看來不值得一提，在劉炯天心里卻掀起了不小的波瀾——老師認真、求實的精神影響了他，為他日后扎實地深入現場搞技術研究埋下了伏筆。

16歲，劉炯天憑借優異的成績考上了東北工學院選礦工程專業。“當時我所有的志愿都是工科，一點也沒有想過會當老師，結果命運兜兜轉轉還是把我送回了學校。1983年，我被分配到中國礦業學院當教師。”

“劉炯天學的是選礦，但學校當時是以選煤專業為主，學校要求他去專攻選煤，把他派到了當時的淮北礦務局蘆嶺礦。在學校里，我們都管企業叫現場。剛分來就被派到現場去，大家都替他叫屈，因為那時候煤礦生活非常苦，誰都不愛去，但劉炯天什么怨言都沒有，收拾收拾東西就去了，一呆就是小半年。”中國礦業大學化工學院副院長周敏說。

提到這段經歷，劉炯天說：“這讓我一生受益，對我以后的教學理念也有很大影響。搞技術研究的人，必須要深入現場去實踐，反復琢磨。這次能夠入選工程院院士，也跟長期在現場實踐分不開。所以，我要求我的學生入學第一年必須要深入現場，或者呆在實驗室里做實驗。”

跋涉者

“浮選柱”、“煤泥水綠色澄清”、“團隊”，這3個詞語在與劉炯天談話中出現的頻率最高。

一提起自己研究的工程項目，原本表現得非常深沉的劉炯天就會流露出工程技術人員少有的興奮。

浮選柱，簡單來說是一種可以將煤炭深度脫硫、降低灰分、提高質量的設備，其應用可以給企業創造很高的效益，更重要的是可以控制和降低燃煤污染。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，全球曾經興起了研發熱潮，但浮選柱的功能始終未能在粗選作業及難選礦種上有所突破，也沒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分選。劉炯天就針對這個技術缺憾，持續鉆研了20多年。

“我特別佩服劉老師這一點，他有超越一般人的堅韌和鉆勁兒。”劉炯天帶領的科研組成員周長春說，“他這幾年一直在研究煤炭高效脫硫工藝，對浮選柱的研究更是一絲不茍。去年有一天，他下午剛開完會，晚上就要趕到河南焦作的一個項目試點企業，到焦作時已經是晚上9點。一下車，劉炯天就張羅著先去現場看看，大伙覺得太晚了，要求第二天再去。可我們第二天早上看到，已經從現場回來的他正和企業領導聊問題呢。”

“檢修時，浮選柱要整體停下來，進行內部情況檢查。劉老師總是自己鉆進去看。8米高的浮選柱有幾個隔板，進去要一層一層地檢查，里面連水帶煤泥的，爬上去可不像爬樓梯那么簡單。等他人鉆出來，就像個泥猴了。我們都說他，都是當校長的人了，想鉆‘柱子’就鉆‘柱子’。可他一點也不在乎，倒是每次都感動了企業的工作人員。”科研組成員王永田說。

20多年前，劉炯天就開始研究浮選柱技術，如今，他正在努力將此技術上升到理論層面。

上世紀80年代末期，重慶中粱山礦務局守著優質煉焦煤資源與重慶鋼鐵集團等重要用戶，卻被難選的高硫煤資源及落后的浮選工藝逼到了破產邊緣。當時，劉炯天在礦大教授歐澤琛的帶領下，開發了重介質旋流器、微泡柱工藝，并且建立了脫硫降灰的示范工程，無機硫脫出率高達80％。生產出了低硫冶金煤，企業的生命軌跡改變了，這項難選高硫煤脫硫降灰技術也獲得了1999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，實現了選煤技術的重大變革和跨越式發展。

“每一個成果的取得，就像自己的孩子越來越有出息一樣，我非常有成就感。”劉炯天說。

照這樣說來，劉炯天的第二個“孩子”應該是煤泥水綠色澄清技術，這看似從字面就能理解的技術，背后的內涵卻十分豐富。

選一噸煤需要三噸水。我國經過幾代人的努力，才研究出更適用的煤礦閉路循環選煤工藝，但這樣選煤帶來的煤泥水含煤量大、成本過高等問題成為了選煤廠的重大難題。煤泥水難以高效澄清使細粒煤無法分選，大量的煤炭與水資源通過外排而白白流失。劉炯天又盯準了煤泥水循環利用這項研究，提出了通過水體水質硬度調整“聚沉”煤泥水，使難以沉降的煤泥水變得易沉降的思路，開發替代化學品添加劑，發明“礦物—硬度法”進行煤泥水澄清與系統控制。這種方法解決了難沉降煤泥水“絮凝”失效的問題，使煤泥水的澄清效果更加顯著。

科研組的王永田當時還是劉炯天的學生，他看到了老師搞這項研究的全過程。

“做這個研究，劉老師對100多家選煤廠進行了調研，當時的交通不如現在方便，我們出門都是坐汽車、坐火車，到礦上去一次得帶七八桶煤泥水回來研究，一桶裝10斤煤泥水。”王永田說。

很難想象，幾位大學教師把一桶桶煤泥水運上火車，又不遠百里運到學校實驗室，再對它們不斷進行試驗的過程是多么艱難。

決策者

是金子，總要發光。2000年，劉炯天擔任了礦大化工學院院長，2007年被提拔為副校長，主管科研與后勤工作。通常意義上來說，專于做技術的人難于做管理，劉炯天給出了怎樣的答案？

“（做管理）要說一點不分心，也不是真話，但我努力在技術與管理之間尋找到一些共通點。”

劉炯天當上副校長之后，比以前要忙，他對科研工作比較熟悉，而后勤管的是4萬多名教職員工的衣食住行，這就需要花些心思了。

“科研是要走到外面去，后勤是管內務，不能不承認，比起以前，現在的空閑時間要少一些。”劉炯天也坦言，“做了校長之后，接一些項目更容易了，這對科研組的發展是件好事。另外，從校長的角度去審視自己的科研組，有更宏觀、更廣闊的視角，更容易開展工作、理解大家的思路。”

如今，劉炯天已經成功地找到了管理與技術的結合點。

“談管理，我不能說自己有什么天賦，能走到今天，一步一步也是當初沒有想到的。只要是交給我的事，我都認真負責地做好，這就是我的追求。”劉炯天說。

化工學院副院長周敏原是劉炯天的搭檔。周敏說：“直言不諱地說，我覺得有些人還是有天分的。比如，劉炯天有良好的判斷力，對事物發展方向的把握和判斷很有前瞻性。”

周敏談到，兩人搭檔搞項目研究時，劉炯天選的課題算不上熱門，也不被大多數人看好，但他就是堅持去做了，最后取得了成功。周敏認為，劉炯天對知識的積累，換來了他的深刻洞察力。

周敏還回憶起一件事，當年劉炯天剛來到學校，負責化工學院的秘書工作。當時每周都要開展政治學習，他要通知老教師來校開會。那時候沒有電話，劉炯天一一上門通知，遇到老教師不在家或者開會時間變更的情況，他就寫上小紙條貼到每家門上，以免讓這些老教師白跑一趟。“他這個人做事情十分細心。”周敏說，“除此之外，他還十分熱心，那時也沒有搬家公司，誰家有個事，搬個家，他都去搭手。”

“我們一直叫他劉老師。”王永田說，一起工作的時候也感覺不到劉炯天的副校長身份，他就在布滿煤泥的浮選柱里爬來爬去，發現問題坐在馬路牙子上跟我們研究起來。

談論劉炯天的這些人，也是劉炯天總會提起的“團隊”成員。

“一個人的奮斗與成功絕不僅僅是個人因素，他的背后有很多人，他也離不開大環境——礦大沉穩、樸實、埋頭搞研究的風氣影響了我。”劉炯天說，這么多年，他從來沒有想過離開礦大，身邊很多朋友出了國，他也沒想過要走。

成為副校長，劉炯天理解是學校對他的一種認可。教書，育人，繼續將礦大這種基礎扎實、專業過硬的風氣發揚光大，培養出學術上務實而不浮躁的人才，就是他的希望。

淡泊者

在劉炯天的實驗室門口，一條橫幅“祝賀劉炯天教授榮膺中國工程院院士”仍然鮮艷；簡陋的辦公室里，兩束鮮花還散發著淡淡的清香。

不管怎樣總結，劉炯天履歷表上的榮譽都可以列上幾頁紙，從劉迥天接觸過的朋友那里，記者很難聽到別人說他的不好。

中國工程院院士是終身榮譽，是國家設立的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。劉炯天說，院士這個身份，他還要深入地思考其內涵。

“這個稱呼賦予我更多的社會責任，比如現在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環境保護問題很關注，我正在做一個項目，涉及環境保護問題，以后還要深入研究降低碳排放的技術，我要盡所能，對社會的發展進行更宏觀的思考。”劉炯天說，“現在煤炭事業發展得很好，這是煤炭行業技術人才發展的機遇——從技術到管理都需要人才。煤炭事業有廣闊的前景，選擇這一事業的都很有眼光。”

記者問劉炯天：“眼下最重要的事是什么？”

“最重要的就是保證身體健康。我每天晚上堅持走一個小時的路，風雨無阻。”

“走路的時候想想工作和未來的事？”

“什么也不想，就像我對生活一樣，走好腳下的每一步，一直沿著自己的路走下去！”

參考資料

[1] 中華兒女報刊社，新科院士劉炯天的人生角色